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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二者在获得救济的途径上存在差异，但作为处于此种积极地位的个人，在参与行政过程时，其目的都是在实现自身合法权益或者事实上利益的同时，积极地促使客观法秩序形成对自己更有利的安排。

唯有如此，公安机关通过办案进行创收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公安机关与办案结果的利益联系才能得到彻底断绝，公安机关的公正执法才能得到制度上的保障。三是废止收容教养措施，对于那些实施过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但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在保障其辩护权的前提下，作出是否采取教育矫正措施的裁决，对于那些确实需要采取教育矫治措施的未成年人，可以交由少年管教机构进行教育矫正。

根据这一决定，国务院设置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职能予以整合，建立健全签证管理协调机制。四、公安机关权力的合理配置问题 作为现代警察机构，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能应当是维护社会治安和开展刑事侦查。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对于这种发端于联邦制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可以借鉴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在全国设立六个公安指挥分中心，对辖区内的公安部派出机构和人员实行统一管理。[9] 这些由各级地方公安机关自行探索实施的改革，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经历重重曲折，法院于2013年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该公司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但构成高利转贷罪。六、结论 在2014年以来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公安体制改革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并没有被纳入整个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之中。地方立法的内容可以或应当具有地方特色。

这种地方立法就因介入本应由民间伦理规范和善良风俗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而广受争议。此外，地方立法的执行性是相对于创制性而言的，一般而言，地方立法要么是根据地方实际创制性地制定上位法所没有规定的法律规范，要么是根据地方实际制定具体的执行上位法的规范。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严格指称应为民间规范，它是某一特定区域内的社会主体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用以规定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调节各类纠纷，具有强制性、权威性、规范性和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体系。习俗是在有两个以上演化稳定策略的博弈中的一种演化稳定策略。

这一规定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为民间规范的内容创制设定了现代性要求，引导民间规范走向现代化、丰富化和精细化。《现代汉语词典》就将融合解释为几种不同的事物合为一体，同时又指出其也作融洽、和谐意义上的融和解释。

比较者从等同走到不等同，又从不等同回到等同，使一个消失于另一个之中，事实上就是两者的否定的统一。例如，《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办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参考行业惯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和公序良俗等，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15]参见谈萧：论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冲突及协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第98页。[28]语出《中庸》，参见[宋]朱熹：《四书集注》，陈戍国标点，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4页。

伯尔曼认为，习惯转变成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的出现，当时需要在顶层有意识地重新组织，以便控制和指导中层和底层缓慢变化着的结构。[50] 民间规范显然是经验性的，普通法学者甚至用经验命题(experiential propositions)即描述社会次级群体中所遵循的日常行为模式的命题来指称习惯(usage)：与法律规范倾向于描述人们应当怎样做不同，习惯本身只是描述人们实际怎么做。前文已论证了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能够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融合发展，那么二者应当如何融合发展呢？在我国当前，改革所带来的多样化、多中心发展，权力下沉，大幅度加重了地方国家机关的责任，驱动了广泛的地方立法需求。差异，其漠不关心的方面同样只是一个否定的统一的环节，便是对立。

为此，有必要对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能够相互沟通的规范性质展开分析，以证实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具备融合发展的可能。这一规定即属于民间规范对地方立法经由主体选择的补充的一种立法确认，它允许民间主体选择适用民间规范，从而补充地方立法之不足。

[20]因此，官方法和非官方法是能够通过法律原理沟通的。【中文关键词】 民间规范。

这一知识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流派：一是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用制度演化博弈论的语言来分析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在唯下与唯上面向上的融合发展：人们在社会博弈中自下而上地产生博弈秩序，又从博弈秩序中型构出博弈规则，而博弈规则一旦型构完成或根据博弈秩序被制定出来，它又反过来自上而下地维系和规制着人们按社会博弈规则进行博弈。法律移植无疑是我们建构民族国家中必须面对的选择，我们的法学也因此打上移植的品格。[30]语出《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参见库流正：《老子正解》，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一)对立基础：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分离 从规范属性上看，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是彼此分离和独立运行的两种规范体系。[68]在社会治理实践中，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是可以相互融合和促进的。

规范法学视角下的社会规范，仅指一般性行为规范，不包括以体现公共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公共强制或自律机制保证实施的为主体的制度规范和以宗教、道德、伦理规范为主体的价值规范。其次，民间规范虽然同法律规范一样同属‘规范之范畴，但民间规范不是法律规范，这也将民间规范同法律规范做了严格的区分(民间规范必须获得公权力机关的确认或认可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

二者融合发展的可能性，是基于二者在规范特征上存在可以沟通之处。通过认可的方式将民间规范吸收进地方立法，能够使得在一定地域范围的民间规范从具有社会实效的行动中的法变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纸面上的法，进而在地方法治实践中又能够变为具备法律实效的行动中的法。

[74]地方法制，无疑属于这样的特殊法制之一。地方立法的效力范围限于一定的地域内。

对于归纳逻辑，证伪比证实更为重要。[57]当我们陈述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能够融合发展这一命题时，它必须是可证伪的，也就是导致二者不能融合发展的因素是可以消除的。地方立法的节制美德和不完备局限，都要求其充分利用民间规范的补充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

也就是说，民间规范是作为地方立法的引路人和向导的角色，融入地方立法发展之中的，这是二者融合发展的第一个环节。所谓地方立法的固有性，是指相对于中央立法而言，地方立法更注重选取固有法作为法源的特性，而较少有继受法或移植法的特性。

修正性转化是指将民间规范中明显不合理的部分予以改造后吸收进地方立法。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这些法律，即我所称的微观法律(microlaw)，也表现出其合宪性的风貌，更具体地说，是具有合宪性的制定过程：体系中每个部分，都不是源于随意而即时的决定，而是出于体系自身的意思决定机制。因此，在规范法学那里，法律多元是不被承认的。

[8]昂格尔认为有三种法律概念，即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制度或法律秩序。【注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简单重复上位法或者抄袭其他地方立法的现象也因此大量出现，地方立法‘抄袭导致地方立法灵活性和针对性不强，法的适用能力大打折扣。合法性转化是指对民间规范中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部分予以剔除后吸收进地方立法。

在当代中国，民间规范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例如，地方或民间社会自治主体(村委会、居委会、业主委员会、行业协会等)通过适用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物业规约、行业规章等民间规范，一般能够营造比地方立法更优的地方治理秩序。

[5]根据万物普遍联系的辩证逻辑，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必然是互相关联的。[32](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6页。

例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补充规定》规定：保持哈萨克族七代以内不结婚的传统习惯。[3]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民间规范一举纳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措施之中，明确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